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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?他的红色收藏“补遗于万

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?他的红色收藏“补遗于万一”

本报记者刘江

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天,在北京古玩市场的地摊上,王金昌无意中发现一本用纸绳装订的蜡刻小册子,封面上书“抗日游击队纪律条令草案”。他的心怦怦跳,感觉难以置信:“我一直对中国革命史很感兴趣,对八路军129师的事迹耳熟能详,想不到居然能在市面上看到这么宝贵的资料。”

其后,他惊讶地发现这并非偶然——大量本该由图书馆、资料室、研究机构严格保护的革命历史文献被随意丢弃,少数流落到旧货市场,还有相当数量被直接作为废品、垃圾处理,永远地消失了。

从此,王金昌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对文献类革命文物进行收藏。

他与京城“破烂王”结成好友,不断在废纸堆里翻拣珍贵的文字;他奔走于江西、湖南等革命根据地,从乡村旧房的墙缝、房梁抢救下多件革命信函、传单。为此,他不仅花费大量时间精力,还投入很多金钱,万不得已的时候甚至卖掉价值数十万元的古玩。

30年间,他抢救性地收藏并整理了涉及中国共产党成立、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等时期近2000件革命文物。

那些发黄的启蒙书刊、影像模糊的黑白照片、语言质朴的红军家书以及盖着红色印章的公函、法规、证件,浸染着战火烽烟与壮志豪情的浓烈气息,将历史粗粝、立体的面孔推到人们眼前。

目前,王金昌的一部分红色收藏被陈列在北京忠良博物馆,已经免费接受近10万人参观。军事科学院专家评价,这些收藏“具有较高的保存和研究价值,是对现有红色史料的有益补充。”

从废纸堆、旧房墙缝和房梁寻找革命遗存

王金昌可谓“奇人”。他履历丰富,做过官也经过商,能绘画会书法,同时又是屡获大奖的作家。

上世纪80年代,王金昌是北京古玩市场的常客,凭借深厚的历史知识和过人眼力,成为收藏高手。与革命文物的偶然邂逅,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
八路军129师的故事王金昌早就耳熟能详。这个被誉为“抗战最能打”的师战功赫赫,令日寇闻风丧胆。关于这支神勇的队伍一直有很多传说,王金昌从《抗日游击队纪律条令草案》中对其屡建奇功的原因豁然开朗:这份14页5000余字的草案,关键内容有二:视群众利益于最高;明确提出联合一切力量抗日。

王金昌极度兴奋,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份材料非同寻常的史料价值,马上掏出几十元钱买下。

几年之后,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专家鉴定称,这是“历史文献的珍本”,对于研究我党军队建设和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有重要史料价值。1995年,他将这件文物无偿捐赠给军博。

熟知王金昌的人说,他收藏革命文物不是兴之所至的雅好,而是带着感情和信念。

王金昌的红色收藏主要集中于书报、日记等文献材料,遴选的标准建立在他个人对党史的独特视角,强调重要性、稀缺性、生动性。这些文物补充了正史记录的不足,在宏大叙事之外,打捞了诸多具体而细微的历史细节。如中华苏维埃开具的村民结婚证和废婚证,反映了苏区倡导婚姻自由;一封红军家信中写道:“只有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才能保障分田胜利”,揭示了土地革命凝聚民心的力量……

王金昌的藏品中不乏珍品、孤品。如苏区石印版的《中共六大党章》,党史专家认为可能是于今仅见的一份单行本。此外,他还收藏了全套《向导》。《向导》是第一份中国共产党机关报,于1922年创办,第一任主编是蔡和森。1927年被迫停办,共出版201期。

王金昌的收藏基于特殊的时代背景。上世纪90年代开始,很多博物馆、图书馆大规模建设翻新,大量书稿和文件材料被清理、废弃。之后,扫描和数字技术普及,一些图书馆管理者忽视实物版本的保存,导致一些珍贵资料被丢弃。此外,一些政府机关不注意保存重要文献,使一些领导人和历史名人的文字材料被不经意地当成废品。

王金昌说,那些手书、油印的文字材料数量有限,其所记载的内容不可篡改,因而十分稀缺珍贵。由于岁月侵蚀和战争环境残酷,许多材料纸张变黄、发脆,虫蛀、雨打、火烧的印迹明显,但破损的外形与残留的内容,无不传递着宝贵的历史信息。

随着留存在世的文献越来越少,收藏变成一场跟时间的赛跑。很多年里,王金昌是京城“破烂王”的大主顾,一接到有废书废报的电话,就火急火燎地去验货。小区的保安常常纳闷:这位明明是个大老板,为啥总是一麻袋一麻袋地往家里运破烂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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